民法合憲性解釋的事實條件
作者:李海平  
    摘要:  合憲性解釋的憲法適用性質、憲法與民法的公私法屬性之別以及民法合憲性解釋對裁判結果的決定性影響,為民法合憲性解釋事實條件的設定提供了理論依據。公權力和公共利益是憲法價值秩序的覆蓋范圍,也是價值意義上憲法適用的判斷標準。民法合憲性解釋的事實條件包括國家權力事實、社會公權力事實和公共利益事實三種類型。在存在國家權力事實或者社會公權力事實的民事案件中,合憲性解釋的啟動還需在區分法律行為和事實行為的基礎上綜合判斷。民法合憲性解釋事實條件的設定將促使合憲性解釋理論體系作出相應調整。合憲性解釋從特殊解釋方法到一般解釋方法的回歸、法官義務從裁量義務到羈束義務的轉變,是合憲性解釋理論回應民法合憲性解釋事實條件設定的具體體現。
    關鍵詞:  憲法;民法;合憲性解釋;憲法適用

民法合憲性解釋,是指當民法規范存在多種解釋的可能時,選擇其中不與憲法沖突或者符合憲法的解釋作為最終解釋方案的法律解釋方法。民法合憲性解釋可以在兩種意義上使用:憲法審查機關對民法規范實施合憲性審查過程中的合憲性解釋和普通法院審判民事案件過程中解釋民法規范的合憲性解釋。就內容而言,民法合憲性解釋又可分為兩種類型:對具有違憲疑慮的民法規范進行合憲性解釋和對無違憲疑慮的民法規范進行合憲性解釋。雖然這兩種合憲性解釋都“根基于‘憲法為最高法’這一規范事實”,但它們“在學理上截然有別,應當加以辨別,否則會在方法適用上出現‘囫圇吞棗’或‘一葉障目’等情形”。本文主要研究法院在民事裁判中運用的、針對無違憲疑慮的民法規范進行的合憲性解釋,探究法院基于憲法或者依據憲法解釋民法規范的事實條件問題。

在近年來我國學界有關合憲性解釋的研究熱潮中,民法合憲性解釋的條件問題較少有學者關注。無論是對合憲性解釋一般原理的研究,還是對民法合憲性解釋的專門研究,均是如此。我國憲法序言中關于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及一切國家機關“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的規定表明,法院作為國家機關在審理民事案件時進行合憲性解釋具有憲法規范依據。但從憲法與民法分屬公法、私法不同類型的角度分析,民法的合憲性解釋還需具備一定條件,保持一定限度。合憲性解釋“如果只是為解釋者增加一個選擇,而不能在一定程度內清楚界定它的運用時機與條件,實際上只是擴大了法律適用的恣意性”, “如果我們對合憲性解釋的性質與適用條件無法做出確切的說明,那這種解釋方法的適用就是濫用”。

在民法合憲性解釋適用條件的問題上,蘇永欽曾主張通過司法者的自我克制來限制合憲性解釋的適用,并對“尊重修憲者的自我設限”“尊重立法者的自我設限”“尊重行政機關的自我設限”和“憲法法官與普通法官間彼此尊重”等規則進行了闡述。張翔基于待解釋法律條文的差異提出了合憲性解釋的基本規則,分別針對法律條文至為明確、法律條文一定程度的抽象、法律條文較高程度的抽象、例外情況下的合憲性解釋等不同情形提出建議。王利明強調合憲性解釋相較于傳統法律解釋方法的獨立性,主張“只有在其他方法不能適用的情況下,才能采用合憲性解釋”。上述學者闡述的合憲性解釋條件盡管內容各異,但總體上都屬于規范層面的條件。試圖通過規范條件的設定來防范合憲性解釋的濫用,無疑是有益的嘗試。但除此之外,還應當進一步追問,民法的合憲性解釋應否具備事實條件?合憲性解釋的事實條件具體包括哪些內容?盡管合憲性解釋在我國的民事審判中早有實踐,并已然成為“憲法作為判決依據功能”的主要形式之一,法院在運用合憲性解釋方法裁判案件時卻鮮有提及啟動合憲性解釋的事實條件。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6月發布的《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書制作規范》關于“裁判文書不得引用憲法……作為裁判依據,但其體現的原則和精神可以在說理部分予以闡述”的規定,似乎肯定了合憲性解釋理論的實踐效用,但對于何時可以對民法規范進行合憲性解釋卻只字未提。各級法院在運用合憲性解釋方法裁判案件時,也很少交代合憲性解釋的事實前提。有學者研究了我國民事判決引用憲法言論自由條款的司法案例,發現我國法院“沒有附加任何條件即承認了言論自由條款在私人間的直接效力”。這似乎表明,在我國的民事審判過程中,法官對于是否適用以及何時適用合憲性解釋方法等問題的判斷都具有較強的隨意性。

合憲性解釋既是一種法律解釋方法,也是一種憲法適用方式。為避免民法合憲性解釋的濫用,啟動民法合憲性解釋的事實條件問題值得認真研究。在基本權利私人間效力的路徑選擇上,德國的合憲性解釋理論曾提供了有益借鑒,但在合憲性解釋事實條件的確定問題上,美國的國家行為理論更具啟發意義。美國的國家行為理論以私主體間存在特定事實作為基本權利私人間效力的發生條件,通過設定明確的事實條件為法官引入憲法規范輔助民事裁判劃定了界限,有利于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此種做法的合理性因素值得我國借鑒。民法合憲性解釋的事實條件是有別于民法合憲性解釋規范條件的另一套“啟動裝置”,它將使得民事裁判過程中合憲性解釋的啟動更加有章可循、有據可依。假如缺少這套裝置,僅僅依靠法官根據規范條件自我設限,實踐中難免會出現當用不用、不當用而用的情形,無法有效防止合憲性解釋的濫用。

一、民法合憲性解釋事實條件設定的理論證成

民法合憲性解釋的適用應否設定事實條件,是由合憲性解釋的性質、憲法與民法的屬性差異以及合憲性解釋對于民事裁判結果的實質性影響共同決定的。合憲性解釋的法律適用性質決定了民法合憲性解釋事實條件設定的正當性。憲法與民法分屬公法與私法的異質性決定了民法合憲性解釋事實條件設定的合理性。濫用合憲性解釋可能導致憲法過度干預私人自治、損害民事主體權益的不良后果,決定了設定民法合憲性解釋事實條件的必要性。

(一)設定民法合憲性解釋事實條件的正當性

有關合憲性解釋性質的討論“容易在有意無意間造成不必要的學理誤會”,但其對于合憲性解釋事實條件的探究而言,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前提性問題。是否承認合憲性解釋屬于憲法適用是證成民法合憲性解釋事實條件設定之正當性的關鍵。在學理上,所謂的憲法適用是指將憲法“符合事實地適用于當時的糾紛”。 “認定特定事實是否該當于法律規范要件”的涵攝是法律適用的核心。借助邏輯三段論式的涵攝,憲法對于法律規范含義和裁判結果的控制能夠發揮重要作用。如果承認合憲性解釋具有憲法適用性質,則必然要求合憲性解釋具備事實條件;反之,對于合憲性解釋的事實條件也就不存在討論的意義。

2008年前后我國學界開始關注合憲性解釋問題,當時學者們曾就合憲性解釋是否屬于憲法適用產生過爭論。有學者提出,合憲性解釋是我國憲法在司法中適用的最佳方式。但從該學者論證和推理的具體過程看,其所謂的合憲性解釋屬于憲法的適用方式,主要指法院在判決書中引用憲法及發揮憲法的說理功能。然而,憲法適用作為法律適用的一種形式,包含法律涵攝過程,關乎法律規范含義和裁判結果的控制。以此來衡量,引用憲法說理與憲法適用的本質內涵存在較大差距,并非真正意義的憲法適用。基于對上述解釋進路的不滿和擔憂,有學者明確反對將合憲性解釋視作憲法適用,稱這一觀點的提出者“犯下了一個不可寬宥的錯誤”。遺憾的是,相關爭論沒有持續下去。在其后的合憲性解釋研究中,盡管憲法適用的概念頻頻出現,但人們究竟在何種意義上談及憲法適用,以及合憲性解釋作為憲法適用的制度機理并沒有得到展開和詳細揭示。

我國學界更多的是將合憲性解釋視作一種法律解釋方法加以關注。體系解釋說、目的解釋說、多元解釋說、獨立解釋說等莫衷一是。體系解釋說認為,合憲性解釋為體系解釋的一種。法律是以憲法為根本法的體系,在整個法律體系中進行并且考慮憲法價值的法律解釋就是體系解釋。目的解釋說認為,合憲性解釋屬于客觀目的解釋,“法官在進行價值衡量與選擇的時候,需要以憲法秩序為基本的客觀標準,而不能從自己的價值立場出發,需要通過援用、分析憲法相關條款及落實在部門法中的條款,來理解憲法對某些價值的排序與選擇”。多元解釋說強調,僅僅以體系解釋或者目的解釋中的任何一種來界定合憲性解釋都是片面的,合憲性解釋體現在多種傳統法律解釋方法之中。獨立解釋說認為,合憲性解釋中包含了體系解釋和目的解釋的因素,但其具有自身特點,不宜將其納入體系解釋或目的解釋,而應認定為獨立的解釋方法。

合憲性解釋的過程的確伴隨著法律解釋,認為其是一種法律解釋方法并不為錯。但是,合憲性解釋絕非普通的法律解釋方法,更不能僅從法律解釋方法的角度加以認識。應當看到,憲法適用才是合憲性解釋的核心和實質。

第一,合憲性解釋包含了憲法解釋。合憲性解釋要求依據憲法解釋法律,將其視為一種法律解釋方法是毋庸置疑的。“合憲解釋的過程也是憲法解釋的過程,至少憲法解釋是合憲解釋的第一步驟。” “解釋不是一種在理解之后的偶爾附加的行為,正相反,理解總是解釋,因而解釋是理解的表現形式。”合憲性解釋的目標是解釋法律,而非解釋憲法,但其過程伴隨著對憲法的理解,系依據憲法來確定具有多重解釋方案的法律規范含義。離開了對憲法的理解,合憲性解釋便無法完成。因此,合憲性解釋既包含法律解釋,也包含憲法解釋,是一個基于憲法和法律的雙重解釋過程,“不能掩耳盜鈴地否認憲法解釋曾經在解釋法律的過程中出現過”。

第二,合憲性解釋蘊含著邏輯三段論的法律推理。法律的適用通常被認為系屬于邏輯上之三段論法的應用,亦即“法律之一般的規定是大前提,將具體生活事實通過涵攝過程,歸屬于法律構成要件底下,形成小前提,然后通過三段論法的推論導出規范系爭法律事實的法律效果”。合憲性解釋系依據憲法在法律規范的多種解釋方案中做出選擇的過程。如果法律規范的多種解釋方案中存在某個更加符合憲法的方案,那么,這個方案就將被確定為最終解釋方案。對于如何在法律規范的多種解釋方案中做出選擇或排除,憲法發揮了判斷標準的功能。憲法對法律規范多元解釋方案的判定衡量與普通法律對當事人之間權利義務的裁判衡量,遵循著同樣的邏輯。憲法的規范含義是大前提,法律的多種解釋方案是事實,某種解釋方案與憲法的符合或者違背是小前提,最終篩選出的解釋方案是結論。表面上看,合憲性解釋影響的是法律解釋方案的選擇或者排除,實質上卻左右著案件的最終裁判結果。在運用合憲性解釋進行裁判的案件中,裁判結果乃是憲法和被解釋的部門法共同作用的結果,憲法構成案件裁判依據的重要組成部分。“合憲性解釋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傳統的‘解釋法律’方法。”在合憲性解釋過程中,憲法能夠發揮直接控制法律規范解釋方案和間接控制裁判結果的雙重控制功能。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合憲性解釋不僅是法律解釋方法,還具有憲法適用的性質。

第三,合憲性解釋的憲法適用具有抽象性。解決糾紛是法律適用的核心任務。一般意義的法律適用所要解決的糾紛是案件當事人之間的具體權利訴求爭議。合憲性解釋具有解決案件具體權利義務爭議的指向性,但這種指向是間接的。合憲性解釋直接面對的是多種法律規范解釋方案之間的選擇或者排除問題。通常的法律適用系依據法律規范對特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爭議作出裁判,合憲性解釋的法律適用則是依據憲法對法律規范的多元解釋方案進行最終判定,并不直接面向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爭議。如果說一般意義上的法律適用是具體的法律適用,那么,合憲性解釋的法律適用則是抽象的法律適用。

綜上,合憲性解釋屬于法律解釋方法,同時也具有抽象的憲法適用的性質。合憲性解釋雖然不直接決定案件的裁判結果,卻充任了作為案件裁決依據的部門法規范解釋方案的判定準則,間接控制著案件的裁判結果。法律適用是一個將案件事實涵攝于法律規范并得出結論的推理過程。只要是法律適用都需要具備一定的事實條件,憲法適用也不例外。合憲性解釋的過程是依據憲法對多種法律解釋方案做出選擇或排除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法律的多種解釋方案與憲法的含義相互印證,其中包含了各個法律解釋方案中的事實條件與憲法規范的事實條件的相互印證與匹配。不對事實條件進行考量的合憲性解釋是殘缺不全的,非真正意義的合憲性解釋。當我們意識到合憲性解釋具有憲法適用的性質時,探討合憲性解釋的事實條件就成為一個無法回避的重要任務。

(二)設定民法合憲性解釋事實條件的合理性

合憲性解釋的憲法適用性質決定了合憲性解釋需要具備一定的事實條件。然而,需要具備事實條件是一回事,是否需要將事實條件明確列出是另一回事。如果憲法適用的事實條件同部門法適用的事實條件基本一致,部門法的適用條件大致便能夠覆蓋憲法的適用條件,合憲性解釋的事實條件也就沒有必要被明確列出。然而,部門法適用的事實條件能否覆蓋憲法適用的事實條件?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現代的國家,是以區別其全部為公法或私法為當然的前提的,對于國家的一切制定法規,若不究明該規定屬于公法或私法,而即欲明了其所生的效果和內容,蓋不可能。”在公法與私法二元劃分的框架下,對不同屬性的法律進行合憲性解釋,在事實條件的設定上必然有不同要求,公法領域下的合憲性解釋必然異于私法領域下的合憲性解釋。憲法屬于公法,其他公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視作憲法的具體化,憲法適用的事實條件能夠全部或者部分融入到其他公法規范當中,相關合憲性解釋的事實條件也就沒有必要另外列明。行政法的合憲性解釋就是公法合憲性解釋的典型范例。行政法在價值理念、調整領域和調整方法方面同憲法高度接近,可以說是憲法在行政權領域的具體化。行政法的合憲性解釋雖然也需要具備一定的事實條件,但由于其基本已經被行政法規范的適用條件所涵蓋或者具體化,也就無需特別提及。當然,這并不意味著行政法合憲性解釋可以任意為之,其運用仍然需要遵循“在憲法中尋找到法律的意義聯結”“文義界限”“行政處罰一般原理”等規范條件的限制。

無論合憲性解釋事實條件的設定還是規范條件的限制,根本目的都是避免合憲性解釋的濫用,防止憲法對部門法過度入侵,保障部門法體系的相對獨立性和完整性。但不同類型的部門法對于事實條件和規范條件的依賴程度存在較大差異。在行政法合憲性解釋中,行政法的獨立性和完整性主要依賴規范條件的限制;在民法合憲性解釋中,民法的獨立性和完整性更加依賴事實條件的設定。盡管憲法在效力上高于民法,但民法并非憲法的具體化。“作為私法的民法,它和公法在內容上有著很大的差別,一般來說,不會是由憲法派生出來,而是在民間社會自生自發形成的。”憲法和民法分屬公法和私法兩個不同法域,具有鮮明的異質性,決定了事實條件的設定對于民法合憲性解釋具有特殊意義。

首先,憲法和民法在調整領域上具有異質性。憲法作為公法,調整的是有關社會制度、國家制度的根本原則,國家政權的組織形式以及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民法調整的關系領域是私主體之間的關系,且民事主體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對于調整關系領域異質于憲法的民法而言,如果不對合憲性解釋的適用設定事實條件,將有可能導致法律適用的混亂。

其次,憲法和民法在調整理念上具有異質性。憲法是限權法也是保權法。從公權力主體的視角來看,憲法是限制公權力的法;從私主體的角度考察,憲法是保障基本權利的法。民法是以私人自治為前提的保障私權利的法。自由、平等是憲法和民法共享的理念,在二者權利形態上也有重合的部分。但是,憲法中的自由和平等同民法中的自由和平等并不能完全等同。憲法中的自由和平等是私主體相對于國家而言的,民法中的自由和平等則表征私主體之間的關系狀態。國家作為憲法關系的主體永遠是義務主體而不具有權利主體的資格,而民法上的自由和平等對所有民事主體一視同仁。民法的合憲性解釋要求將憲法的原則和精神注入到民法之中,但由于憲法和民法在理念上存在異質性,將憲法原則和精神注入民法必須是有條件的,僅有規范層面的限制條件還不夠,還必須具備一定的事實條件。

最后,憲法和民法在調整方法上具有異質性。憲法調整對象和理念的特殊性決定了憲法調整方法的傾斜性,其側重于對國家權力的限制和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保護。這種調整方法上的傾斜性,意在使處于強勢地位的國家和處于弱勢地位的公民實現力量對比上的均衡。與憲法不同,民法以平等主體之間的私人關系為調整對象,民事法律關系中的一方主體通常不具有對另一方主體在法定上或者事實上的支配力,也無權迫使對方做出違背自由意愿的選擇。以傾斜性保護作為調整方法的憲法若在民法中無條件適用,會打破平等私主體之間的平衡關系,破壞作為民法根基的私人自治。因此,民法的合憲性解釋只能是例外而不可為常態。

(三)設定民法合憲性解釋事實條件的必要性

合憲性解釋的憲法適用性質以及憲法同民法的異質性表明,民法合憲性解釋是用異質的憲法規范確定具有復數解釋可能的民法規范內涵的過程。有待解釋的民法規范類型不同,合憲性解釋中憲法判定民法規范解釋方案的方式也會有所差異。如果被解釋的對象屬于內容較為具體的民事規則,民法的合憲性解釋就需要在民法規范的復數解釋中確定一種解釋方案。如果被解釋的對象是一個高度抽象的法律概念或者高度概括的原則性條款,如公共利益、善良風俗、誠實信用等,合憲性解釋的實質任務就是在塑造民法不確定法律概念或者概括條款在具體個案中的含義。如果合憲性解釋進行了超越法律文義的法的續造,其實質便是對于民法規范的創制。無論何種類型的民法合憲性解釋,憲法的價值取向都將通過對民法規范解釋方案的選擇改變著民法規范的結構和含義,最終決定或者部分決定裁判結果。民事審判是否運用合憲性解釋,裁判結果會有很大差異,甚至是截然相反。

以上判斷尚屬理論上的抽象推演,其正確性也可通過具體案例加以驗證。以被認為是德國法上“具有基礎性意義”的“呂特案”為例,本案若不根據憲法言論自由條款對民法善良風俗條款進行解釋,裁判結論將是完全相反的。民事法院和聯邦憲法法院同樣是以德國民法典中的善良風俗條款為依據裁判案件,但民事法院支持被告(電影制片商、發行商)的訴求,憲法法院則支持了原告(呂特)的訴求。上述裁判思路的差異在于,民事法院僅僅是在民法規范體系內部解釋善良風俗條款,憲法法院則認為民法善良風俗條款需要依據憲法上的言論自由加以解釋。善良風俗是高度不確定的法律概念,當依據憲法言論自由條款解釋善良風俗時,善良風俗的內涵實質上就被言論自由塑造了。德國憲法法院對“呂特案”的裁判與其說是依據民法善良風俗條款裁判案件,不如說是依據了憲法言論自由條款更為確切。我國臺灣學者吳庚指出:“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關于言論自由優于其他私法上權利的判決,實際已經是直接效力了,憲法法院卻不欲明講而已。”從某種意義上說,民法善良風俗條款只是充當了“包裝”憲法言論自由的容器,真正對案件裁判發揮實質作用的乃是憲法言論自由條款。民事法院排除憲法言論自由條款的適用,憲法法院則基于言論自由解釋善良風俗,導致民事法院和憲法法院的裁判結論截然相反。這一案件的法律推理和適用邏輯,充分體現了民法合憲性解釋對裁判結果的實質性影響。

總之,民法規范的合憲性解釋不是一個單純的法律解釋技術問題,其會影響乃至決定民事案件的裁判結果。如果缺乏必要的事實條件設定,合憲性解釋就有可能被濫用,導致憲法對私人自治的過度干預。為了保障民事主體權益,防止法官在民法合憲性解釋適用情形上的過度自由裁量,設定啟動合憲性解釋的事實條件非常必要。

二、民法合憲性解釋事實條件的類型

民事案件在具備何種事實條件時才能運用合憲性解釋?要回答這一問題,仍需回到合憲性解釋的憲法適用性質這一理論原點。合憲性解釋在性質上屬于憲法適用,但民法合憲性解釋的憲法適用畢竟是憲法在私法中適用,而非憲法在公法中適用。運用民法合憲性解釋方法裁判的案件仍是民事案件,而非嚴格意義上的憲法案件。顯然,把有待進行合憲性審查的憲法案件所需具備的事實條件,完全照搬到運用合憲性解釋的民事案件上不具有可行性。憲法既是規范體系,也是價值體系。規范意義上的憲法和價值意義上的憲法是理解憲法的兩個不同側面。據此,憲法適用的事實條件也可以分成兩種類型:規范意義上憲法適用的事實條件和價值意義上憲法適用的事實條件。規范意義上憲法適用的事實條件適用于實施合憲性審查的憲法案件,實施合憲性解釋的民事案件只需具備價值意義上憲法適用的事實條件即可,無需達到規范意義上憲法適用條件的程度。這即是說,當民事案件的事實基礎在憲法價值的輻射范圍內時,就可以啟動合憲性解釋。如果民事案件的事實基礎超出了憲法價值的輻射范圍,運用合憲性解釋便不具有正當性。由此,我們要分析民法合憲性解釋的事實條件,必須首先確定價值意義上憲法適用的事實條件。

憲法價值源于對憲法規范的理論抽象。憲法規范經“抽離行為主體、行為內容以及義務主體”,就可以得到憲法規范的“客觀價值秩序”。同理,價值意義上憲法適用的事實條件,需要借助規范意義上憲法適用事實條件的理論抽象加以確定。從規范意義分析,憲法作為公法,關涉國家權力或國家利益。一方主體屬于國家權力主體或者雙方主體之間權利義務內容涉及國家利益,是實施合憲性審查的憲法案件必須具備的事實條件。規范意義上的憲法總是與國家權力或者國家利益密不可分。從規范層面上升到價值層面,經對憲法的國家權力或者國家利益屬性進行理論抽象,憲法就可以被理解為有關公權力或者公共利益的法。公權力或者公共利益是憲法價值秩序的覆蓋范圍,也是價值意義上憲法適用的判斷標準。由此可以推出,民事案件中存在公權力或者公共利益的事實基礎是民法合憲性解釋的事實條件。一旦民事案件涉及公權力或者公共利益因素,憲法的價值就對其產生輻射效力,合憲性解釋的適用也就具有了正當性。

公權力包括國際公權力、國家權力和社會公權力。國際公權力屬于國際法領域的問題,本文無需討論。在國內法層面,國家權力和社會公權力是兩種主要的公權力形式。于是,可以把民法合憲性解釋的事實條件分為三類:國家權力事實、社會公權力事實和公共利益事實。只要民事案件中能夠找到上述事實條件中的一種,就存在啟動合憲性解釋的可能。三種類型的事實條件中,前兩個條件屬于主體條件,后一個是內容條件。除此之外,還需考量民事主體實施的行為屬于事實行為還是法律行為。

(一)國家權力事實

符合國家權力事實條件的民事案件,系指案件一方當事人與國家權力密切關聯,其實施的民事行為帶有國家權力因素,因而不宜被視為單純民事行為的民事案件。根據國家權力性質和類型的不同,可以將國家權力事實大致分為國家立法權事實、行政權事實和司法權事實。

帶有國家立法權事實特征的民事案件,是指案件一方當事人根據民事立法的規定,對其他私主體單方實施具有強制意義行為的案件。基于民法的平等原則,民事立法中一般不會出現授權某類私主體對其他私主體實施強制意義行為的情形。但是,隨著信息和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民事立法中逐漸出現了此類情形。民事主體依據該民事立法實施的單方強制意義行為就屬于帶有國家立法權事實特征的行為。法院在審理此類民事案件并對該民事立法進行解釋時,就需要進行合憲性解釋。我國侵權責任法第36條所確立的“通知—移除”規則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該條規定網絡服務提供者接到被侵權人要求“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必要措施”通知后“未及時采取必要措施的,對損害的擴大部分與該網絡用戶承擔連帶責任”,表明立法者實質上授予了網絡服務提供者單方實施強制移除網絡用戶發布之信息的權力。在因網絡服務提供者實施單方移除信息行為而產生爭議的案件中,由于存在國家立法授權的事實,法院在對侵權責任法第36條進行解釋適用時就需要運用合憲性解釋,以該條中的“侵權行為”“必要措施”作為通道,引入憲法言論自由等相關條款的原則和精神,明確該條在個案中的規范內涵和效力,進而對案件作出處理。

帶有國家行政權事實特征的民事案件,是指案件一方當事人的行為同國家行政權的行使或享有行政權的行政主體存在一定關聯的民事案件。由于我國區分了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對國家授權或者委托實施管理的行為不服提起訴訟,屬于行政訴訟的管轄范圍,故不存在此類案件的民法合憲性解釋問題。存在國家行政權事實的民事案件,通常發生在民事主體根據國家行政權主體授權或者委托實施民事行為,或者國家行政權主體深深卷入民事活動的其他情形。此時,民事案件的一方當事人名義上屬于私主體,但其實施的民事行為與行政權主體有著盤根錯節的聯系,以至于視其為純粹的民事主體明顯欠妥,需要通過合憲性解釋對該類民事主體的行為進行某種程度上的公法約束。例如,普通公民針對國家行政機關公職人員進行批評或者散布不實負面信息的名譽侵權糾紛就會涉及這一問題,需要依據憲法第41條的監督權條款對民法的侵權責任條款進行合憲性解釋。然而,從審判實踐的具體情況看,法院在裁判此類案件時往往回避合憲性解釋方法。在“潘石與欒強名譽權糾紛案”中,欒強是勝利石油管理局工作人員,其以潘石散布不實負面信息導致其名譽受損為由提起名譽侵權訴訟。在再審程序中,潘石提出其享有憲法第41條規定的監督權,認為其針對欒強發布的負面信息“不存在對欒強進行侮辱和誹謗的侵權損害事實,不具備名譽侵權的法定要件,不構成侵權”。顯然,潘石的法律論證中運用了合憲性解釋方法,系依據憲法第41條對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予以解釋。而法院則對憲法第41條采取了回避態度,認為“潘石不能證明其舉報、傳播、散布的相關內容的真實性,且散布的范圍超出了法定范圍,造成欒強社會評價降低,構成對欒強名譽侵權”。實際上,本案中潘石的行為是否構成侵權與應否運用合憲性解釋是兩回事。運用合憲性解釋方法并不必然得出潘石不構成侵權的結論。認定是否構成名譽侵權除了需要考慮憲法第41條外,尚需綜合考量潘石的動機、行為、損害結果、因果關系等各種因素。僅就本案的法律解釋和適用過程而言,由于本案一方主體同國家行政權具有密切關聯,法院拒絕運用合憲性解釋并對當事人提出的以憲法第41條解釋侵權責任不予任何回應的做法有失妥當。

與國家立法權和行政權不同,司法權天然具有消極性和被動性。司法機關既不能直接創制規則調整社會關系,也不能積極采取行政措施對社會生活加以干預,而只能在當事人將爭議提交給法院之后根據法律作出裁判處理。因此,私主體之間的民事關系中鮮有能夠發現國家司法權事實因素的情形。但這也并非絕對,我們可以嘗試進行如下理論推演。對于個案中具備了合憲性解釋事實條件而法院沒有啟動合憲性解釋的情形,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為法院對一方當事人進行了消極授權。如果另外一方當事人對此不服,其可以在符合法律審級規定的前提下請求上級法院予以糾正。上級法院有義務對下級法院在具備合憲性解釋條件時未進行合憲性解釋的行為進行審查監督。這實際上為法院設定了審查合憲性解釋事實條件的符合性以及判斷是否運用合憲性解釋的義務。當合憲性解釋事實條件具備時,法院應當運用合憲性解釋;當合憲性解釋事實條件不具備時,則不得運用。對于當事人在民事審判中提出的憲法權利訴求,法院應當在審查其是否符合合憲性解釋條件的基礎上作出回應說明。盡管以上僅為理論構想,目前我國司法實踐中還不存在此類裁判規則,但可以期待最高審判機關通過制定具有普遍性的裁判規則或通過發布指導性案例進行相應的制度建構。

(二)社會公權力事實

傳統法學理論體系中,私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并不涉及公權力問題。然而,“社會的需要和社會的意見常常是或多或少走在法律前面的”。隨著市場經濟的縱深發展,很多像企業、勞工組織、經濟團體、職能團體等擁有巨大勢力的私團體日漸成為市場社會中的支配性力量。電子通訊技術的廣泛普及以及信息社會的來臨,也催生了巨型企業、跨國公司、網絡平臺、公眾人物等憑借技術、信息、文化等資源優勢支配他人的社會強勢主體。這種社會強勢主體對其他私主體具有的事實上的支配力,可被稱為社會公權力。這些社會公權力主體與其他私主體在形式上處于平等地位,卻可能憑借明顯的資源優勢對其他特定或者不特定多數的私主體形成強制或支配。明顯的資源優勢、實際形成的支配力和影響范圍的廣泛性,是社會公權力主體的基本特征。一個具有明顯經濟、技術或者信息資源優勢的強勢企業可以隱性地支配消費者的消費行為;一個具有明顯政治、社會、文化資源優勢的社會組織和公眾人物對一定范圍內的公眾思想和行為也會形成潛移默化的支配。如果固守近代民法形式上的自由和平等原則,私主體資源占有的巨大懸殊必然導致實質上的不自由和不平等。

為回應社會變遷,近代民法開啟了向現代民法的轉型,“民法理念由形式正義轉向實質正義”,財產所有權的行使、契約自由的施行受到諸如誠實信用、善良風俗、禁止權力濫用等原則的限制。當私主體之間存在社會公權力事實時,民法規范的解釋和適用就需要訴諸以權利義務傾斜配置為基本理念的憲法,以矯正私主體間事實上的強弱懸殊差距,實現對社會公權力的必要控制和私主體間權利義務配置的實質公平。此時,善良風俗、交易習慣以及誠信原則等一般條款需要法院以憲法價值觀點為標準予以具體化。“民事法院在憲法上有義務在一般條款之解釋與適用時,將(憲法)基本權視為‘方針’。倘若民事法院對此漠視并因此作出對訴訟一造不利之判決,即已對其(憲法)基本權造成侵害。”由此,社會公權力事實成為了與國家權力事實并列的民法合憲性解釋事實條件的類型之一。

根據社會公權力主體對其他私主體事實上構成支配所憑借的資源優勢類型差異,社會公權力主體可以分為政治性社會公權力、經濟性社會公權力、文化性社會公權力、技術性社會公權力和信息性社會公權力。我國司法審判實踐中,因存在社會公權力事實而運用合憲性解釋的案例目前主要發生在文化性社會公權力領域,體現在法院審理涉及文化公眾人物的民事案件中。法院常常會以一方當事人屬于公眾人物為由,借助民法中的侵權、過錯等概念,使憲法言論自由的效力及于該當事人。例如,在“孔慶東與南京廣播電視集團等名譽權糾紛案”中,判決指出:“應允許相關公眾對公眾人物的行為特別是不當行為提出合理的質疑、指責甚至刺耳的批評。”法院認為,除非發言人發表相關言論時具有明顯的惡意,否則不能簡單地認為構成侵權,以保證公民和媒體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孔慶東作為知名教授,其在社會公眾中具有一定影響力和支配力,屬于文化性社會公權力主體。法院通過對故意、侵權等民法概念的解釋,將憲法言論自由引入民事案件裁判,實質上運用了合憲性解釋。此案反映了對存在社會公權力因素的民事案件運用合憲性解釋進行裁判時的一般操作過程和基本邏輯。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合憲性解釋方法除了在帶有文化性社會公權力因素的民事案件中得到過運用外,在涉及其他類型社會公權力的民事案件中,幾乎很少能看到運用合憲性解釋進行裁判的情形。

(三)公共利益事實

前文主要是從民事爭議主體的角度對民法合憲性解釋的事實條件進行分析。公共利益事實作為合憲性解釋的事實要件,主要是從爭議內容出發進行的考量。將公共利益事實作為民法合憲性解釋事實條件的一種類型,與現代民法同公共利益的關聯性密不可分。僅就涉及私人利益的民事案件而言,民法是一個自足的體系,無需借助任何民法以外的規范進行裁判。但若民事案件關涉公共利益,民法體系有時難以完全自足,需要通過合憲性解釋尋求公法上的支援。

民法是維護個人利益之法,這一觀念自古羅馬時期就已經確定,民法的基本準則被確定為“誠實生活,不犯他人,各得其所”。上述精神被近代民法再度確認,所有權絕對、契約自由和責任自負被視為民法的基本理念。早期民法是關涉個人利益的法,與公共利益無關,涉及公共利益的問題完全由公法加以調整。在這種公私法截然二分的情況下,合憲性解釋在民事裁判中沒有任何適用余地。然而,人是社會性的存在,在很多情況下個人行為也會對公共利益產生影響。進入20世紀、特別是“二戰”以后,近代民法理念逐漸被現代民法理念所取代,民法的調整對象雖然沒有發生變化,但理念的變遷使得公共利益的因素被納入民法的考量視野,誠實信用、善良風俗、禁止權利濫用等原則的重要地位日漸凸顯。民法不再僅僅關乎私人利益保護,也漸漸帶有了公共性的特征。

一般而言,國家權力主體或者社會公權力主體實施的行為往往涉及公共利益,法院在運用合憲性解釋方法裁判這兩類案件時,也會相應提及公共利益。例如,在“孔慶東與南京廣播電視集團等名譽權糾紛案”中,法院判決書除了強調孔慶東作為公眾人物“對不具惡意的批評、質疑應有一定的寬容度量”,也指出對孔慶東的批評涉及“公眾事務、公共利益”,從而將憲法上的言論自由在本案中加以適用。除此種情形外,還存在因當事人之間權利義務內容涉及公共利益因素而運用合憲性解釋的情形。“北京迅奧科技有限公司與成都世紀安勝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技術服務合同糾紛案”就是這一類中的典型。雙方當事人訂立的技術服務合同中,有償網絡刪帖服務條款是否有效是本案的爭議焦點。從案件主體判斷,本案中既不存在國家權力事實,也不存在社會公權力事實。一審法院以協議系出于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為由認定網絡刪帖服務條款有效。二審法院則認為,“言論自由是憲法賦予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而互聯網言論自由是傳統言論自由在互聯網時代的體現,該項服務內容侵犯了公民的言論自由,不利于公民的表達權和監督權的實現,損害了社會公共利益,應屬無效條款”。合同法第52條是二審法院判決網絡刪帖服務條款無效的依據。法院所說的“該項服務內容侵犯了公民的言論自由”“損害了社會公共利益”,實質上是以憲法言論自由條款解釋了合同法第52條第4項中“社會公共利益”這一內涵不確定的法律概念,是對合憲性解釋的運用。本案中合憲性解釋方法的運用又是以案件中存在著“網絡刪帖影響公共利益”這一事實為前提的。網絡刪帖服務條款盡管是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但因其影響到了公共利益,合憲性解釋方法在本案中的運用便具備了合理性。

(四)啟動民法合憲性解釋的行為因素

關于國家權力事實、社會公權力事實、公共利益事實的論述,系從民事案件的主體因素和內容因素兩個層面展開。除此之外,行為因素也是判斷是否啟動合憲性解釋時應當考慮的重要內容。民事主體的行為是否包含意思表示或者意思表示是否一致對于合憲性解釋的啟動尤其關鍵。意思自治、契約自由是民法的基礎,合憲性解釋對于私人間意思自治的干預應當有所克制。在具備公共利益事實的情況下,行為因素并不會對合憲性解釋的啟動產生影響。無論當事人間的關系是法律行為關系還是事實行為關系,只要案件事實中存在公共利益因素,就應當啟動合憲性解釋。但是,對于僅具備主體因素的情形,是否啟動合憲性解釋就需要結合行為因素綜合判斷。當私主體間的關系屬于法律行為關系時,只要當事人意思表示真實合法,雙方約定的權利義務內容便應得到尊重,除非約定構成“嚴重的恣意”,即嚴重超過一個理性人所能容忍和接受的限度,否則不宜啟動合憲性解釋。在能夠發現國家權力事實或者社會公權力事實,且民事主體實施的行為屬于事實行為的情況下,由于不存在雙方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礎,只要存在國家權力事實、社會公權力事實,法官便可以考慮啟動合憲性解釋。

三、民法合憲性解釋事實條件設定的理論效應

民法合憲性解釋涉及多個層面的理論問題,包括合憲性解釋的性質、合憲性解釋的條件、合憲性解釋的運用等。上述問題相互影響、相互支撐,形成了民法合憲性解釋理論的完整體系。目前的合憲性解釋理論,主要是從合憲性解釋作為法律解釋方法這一基點上展開的。從憲法適用性質的角度認識合憲性解釋,無疑是對傳統合憲性解釋理論體系在整體上的沖擊。作為一個邏輯自洽的理論體系,當其中某個環節發生重大變化,其他環節也需作出相應調整,以重新實現體系整體的協調。前文關于合憲性解釋事實條件類型的內容,可以理解為合憲性理論體系調整的一部分。除此以外,合憲性解釋作為解釋方法的屬性、法官義務的性質等也應作出相應調整。

(一)從特殊到一般的解釋方法

合憲性解釋作為解釋方法具有特殊性,在我國學術界具有普遍共識。這種特殊性主要呈現為兩種方式:第一種是強調合憲性解釋因方法的獨立性而具有特殊性,認為合憲性解釋是不同于體系解釋和目的解釋的獨立的解釋方法,“只有在其他方法不能適用的情況下,才能采用合憲性解釋”。第二種強調合憲性解釋因適用的規則特殊而具有特殊性,合憲性解釋雖然可以作為體系解釋、目的解釋的法律解釋方法,但需要遵循特殊的解釋規則。學者之所以堅持合憲性解釋方法的特殊性,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防止合憲性解釋的濫用。因為一旦將合憲性解釋納入傳統解釋方法的范疇,民法合憲性解釋的運用就會變為常態,民法既有體系的自治性就難以獲得保障,甚至會面臨被憲法“殖民”的危險。對于獨立解釋說而言,只有將合憲性解釋排除到體系解釋、目的解釋等傳統解釋方法之外,為其設定特殊的規范條件才能實現限制其恣意適用的目的。對于多元解釋說而言,只有對合憲性解釋作出特殊的規則設定,才能克服其“破壞部門法的固有邏輯和固有概念體系從而損害法的安定性的危險”。

強調合憲性解釋的特殊性,并以特殊的規范條件對其加以限定,有其合理性。但這種限定又存在明顯問題。獨立解釋說的問題主要體現在邏輯方面。將合憲性解釋排除在體系解釋和目的解釋之外,違反了法律體系性和位階性的基本邏輯。所謂體系解釋,就是把法律規范作為整個法秩序的構成要素加以理解的法律解釋方法。體系解釋的基礎是“整個法律秩序,也就是大量有效的具體規范與所有法律部門的法律的綜合,形成一個統一體、一個‘體系’”。無論從形式體系考量還是從價值體系分析,憲法都是法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獨立解釋說否認合憲性解釋之體系解釋屬性的觀點難以令人信服。同理,將合憲性解釋排除出目的解釋的觀點也不能成立。與獨立解釋說存在邏輯錯誤不同,多元解釋說的問題主要在于其目標的落空上。或許正是由于認識到獨立解釋說的邏輯錯誤,多元解釋說對合憲性解釋作為體系解釋或者目的解釋方法持肯定意見,只是在適用規則方面作出一些特殊限定。然而,多元解釋說的目標并不能實現。對合憲性解釋設定規范條件無非意在限制法官啟動合憲性解釋的自由裁量權。但是,僅僅在法律方法的技術層面設定特殊條件,而疏于事實條件的設定,其作用注定有限。沒有事實條件的設定,法官適用合憲性解釋的自由裁量就難以有效控制,實踐中就難免發生當用不用或者不應當用而濫用的情形。

盡管強調合憲性解釋特殊性的觀點存在上述問題,我們仍需對其作同情式理解。在合憲性解釋適用條件不明、適用與否需依賴法官自由裁量的情況下,這是可能想到的最好辦法。但是,當合憲性解釋事實條件劃定后,合憲性解釋的特殊性就喪失了存在的必要。合憲性解釋應當回歸其本來面目,作為體系解釋和目的解釋的一種形式存在。當進行體系解釋和目的解釋時,憲法需要融入其中。至于合憲性解釋究竟作為體系解釋還是目的解釋而存在,或是在體系解釋和目的解釋中同時考量,則取決于具體個案中憲法可能發揮的功能。若案件已經具備了前文所述的民法合憲性解釋事實條件,法官既可以在統一的法秩序框架下依據憲法解釋民法規范,也可以將憲法作為確定民法規范之立法目的的考量因素。總之,在明確劃定民法合憲性解釋事實條件的前提下,無需再將合憲性解釋當作一種獨立的解釋方法,也無需強調其解釋規范條件的特殊性。合憲性解釋就是一種常規的、一般的解釋方法,可以作為體系解釋、目的解釋的一種形式在法律解釋過程中加以運用。

(二)從裁量到羈束的法官義務

強調合憲性解釋的特殊性,是忽略合憲性解釋事實條件的必然結果。對合憲性解釋事實條件的忽略又意味著當前合憲性解釋的運用主要依賴法官的自由裁量。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頒布的《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書制作規范》規定,憲法不得作為民事案件裁判依據,但憲法“原則和精神可以在說理部分予以闡述”。這一規范性文件不僅沒有明確運用憲法原則和精神說理的案件類型或者事實條件,對法院進行合憲性解釋所提出的要求也只是“可以”在說理部分闡述,意味著審判過程中是否運用合憲性解釋需要由法官進行自由裁量。

合憲性解釋作為憲法適用的一種形式,其運用既關乎憲法作為最高效力的法的實施問題,更關乎具體個案中當事人的權利保護。如前所述,民事裁判是否運用合憲性解釋可能會對裁判結果產生決定性影響。如果對法官的合憲性解釋要求僅僅停留在“可以”層面,實踐中就有可能出現權利保護不當或者保護不足的情形。合憲性解釋的憲法適用性質以及事實條件的設定決定了,是否運用合憲性解釋絕非法官可以自由裁量的事項,而是在審理符合條件的案件時必須履行的羈束性義務。義務的中心思想是“因為做某事是正確的而必須去做它。說某人有義務做某事,就是說不管愿意與否,他都必須做,因為這事在道德上和法律上是正當的”。合憲性解釋作為法院羈束義務,意味著法官在民事裁判中運用合憲性解釋并非一項可以自由裁量的事項,而是在特定條件下必須加以考慮的選項。

目前,已有學者敏銳地意識到合憲性解釋作為法官義務的問題。例如,張翔提出:“在當代的憲法理論下,合憲性解釋已然從法律解釋的方法轉變為法官所負有的憲法義務,也就是說,作為公權力主體的法官,不論其有沒有違憲審查權,他都有義務將憲法的基本決定和價值安排通過法律解釋的技術貫穿于部門法的規范體系。”將合憲性解釋視作法官義務無疑是抓住了合憲性解釋的實質,也為合憲性解釋在實踐中的切實運用提供了理論支撐。遺憾的是,張翔提出了合憲性解釋作為法官義務的問題,但并沒有將這一思想貫徹到底。在其提出的四個合憲性解釋特殊規則中,除了第一項關于不適用合憲性解釋的規則被明確表述為“應當”外,其余關于合憲性體系解釋和目的解釋的規則都表述為“可以”,使得法官對于合憲性解釋的啟動又變成了一個自由裁量的問題。一方面強調合憲性解釋應當作為法官的義務,另一方面又承認合憲性解釋的運用可以被自由裁量,這種看上去自相矛盾的判斷,實際上是在缺乏合憲性解釋事實條件之設定時的無奈選擇。在未對合憲性解釋的事實條件加以設定的情況下,將合憲性解釋確定為法官的羈束義務,難免會造成合憲性解釋的泛濫,從而破壞私法自治秩序。所謂條件,系指對某事或者某項行動提出的要求或者定出的標準。當對合憲性解釋的事實條件加以設定后,是否運用合憲性解釋就不再取決于法官的自由裁量,而是更加凸顯其強制性特征。法律適用一般按照四個步驟進行:事實認定、尋找規范、法律涵攝、宣布法律后果。法官的合憲性解釋羈束義務,相應地也體現在法律適用的全過程。

第一,事實認定階段的合憲性解釋事實條件識別義務。在事實認定階段,法官應當識別案件事實中是否具有國家權力、社會公權力或者公共利益因素,以及當事人的行為是法律行為還是事實行為。

第二,規范尋找階段的合憲性解釋運用與否的判斷義務。在這一階段,法官應當作出是否進行合憲性解釋的判定。當案件事實中存在合憲性解釋的啟動條件時,法官應當運用合憲性解釋。如果案件事實不符合條件,法官則不應當運用。需要強調的是,法官應當堅持民事法律優先適用原則。當憲法的規定已經具體化為民法規范時,“法官應尊重立法者對具體化的優先特權。假使原則的具體化有多種可能性,只要立法者的抉擇并未逾越其被賦予的具體化空間,則法官應受此抉擇之約束”。

第三,涵攝階段的合憲性解釋方法選擇義務。在涵攝階段,當案件事實符合合憲性解釋條件時,法官應當通過合憲性體系解釋或者目的解釋的方法對民法規范進行解釋。法官并非在所有案件中使用體系解釋或者目的解釋,但在符合合憲性解釋事實條件的民事案件中,合憲性體系解釋或者合憲性目的解釋就是法官裁判案件的必備選項。

第四,法律后果宣布階段的說理義務。在法律后果宣布階段,尤其在裁判文書中,法官需要對案件中是否具備合憲性解釋的事實條件以及這些條件如何呈現作出具體明確的說明。這是法官運用合憲性解釋的羈束義務在法律后果宣布階段的重要體現。

結 語

民法合憲性解釋關乎憲法和民法的關系、基本權利私人間效力等重大理論問題,也影響著相關民事審判實踐。盡管學界在這一領域已經形成了豐富的研究成果,民法合憲性解釋的事實條件問題卻一直被學者們忽略。本文的研究表明,合憲性解釋的憲法適用性質,憲法和民法的公、私法類型區分以及民法合憲性解釋對裁判結果的決定性影響,為民法合憲性解釋設定事實條件提供了理論依據。民法合憲性解釋的事實條件包括國家權力事實、社會公權力事實和公共利益事實三種類型。在存在國家權力事實或者社會公權力事實的民事案件中,合憲性解釋的啟動尚需在區分法律行為和事實行為的基礎上綜合判斷。民法合憲性解釋的事實條件設定對既有的合憲性解釋理論體系提出了挑戰,合憲性解釋從特殊解釋方法到一般方法的回歸、法官義務從裁量義務到羈束義務的轉變,是合憲性解釋理論應當作出的相應調整。

本文的研究是從合憲性解釋的憲法適用性質這一理論基點開始的,后續的論述都是對這一基點合乎邏輯的展開。相對于僅從法律解釋方法層面認識合憲性解釋,或者僅僅在裁判說理意義上理解合憲性解釋,甚至是明確否認合憲性解釋的憲法適用而言,從法律規范和裁判結果雙重控制的憲法適用層面理解合憲性解釋,更能觸及合憲性解釋的本質。作為憲法適用的一種形式,合憲性解釋對憲法實施的意義不可估量。通過憲法審查機關的合憲性審查實施憲法固然重要,通過普通法院審判過程中的合憲性解釋實施憲法同樣不可或缺。近年來學術界盡管高度關注合憲性解釋問題,但總體上還處在理論高度上不去、實踐操作下不來的瓶頸狀態。在“如何將合憲性解釋與既有的法律解釋方法相整合,并形成邏輯嚴謹并可資遵循的明確解釋規則”方面,尤顯奇缺。究其原因,這與學界對合憲性解釋的憲法適用性質缺乏清晰認識、對合憲性解釋憲法實施意義的嚴重低估直接相關,也與憲法同其他部門法研究的嚴格劃界密切關聯。以合憲性解釋的憲法適用性質為基點,對合憲性解釋進行部門法交叉學科的研究,或許可以突破這一瓶頸,并將研究真正推向深入。本文是對這一設想的初步實踐。限于研究主題、篇幅以及目前思考的局限,本文對民法合憲性解釋事實條件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合憲性解釋一般原理的研究也只是初步的。有關民法合憲性解釋事實條件的研究在橫向和縱向上都具有很強的延展性,橫向上可以延至刑法合憲性解釋、行政法合憲性解釋等其他部門法合憲性解釋領域,縱向上可進一步追問合憲性解釋的規范條件、合憲性解釋的解釋規則以及作為合憲性解釋理論基礎的憲法客觀價值秩序等問題。無論如何,作為憲法適用方式的合憲性解釋,是一座關乎重大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的富礦,有待憲法和其他部門法學者共同努力開掘。

注釋:
  瑞士學者坎皮休和穆勒將合憲性解釋規則分為三種,“一是單純的解釋規則,指憲法相關規定應在法律解釋時直接發生一定影響;二是沖突規則,指在數種可能的法律解釋中應優先選擇與憲法內容相符者;三是保全規則,指當法律有違憲疑慮而有數種解釋可能時,應選擇不違憲的解釋”(參見蘇永欽:《合憲性控制的理論與實踐》,臺灣月旦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頁)。在上述三種規則中,保全規則是唯一的在有違憲疑慮情形下適用的合憲性解釋規則。如果以是否具有違憲疑慮為標準,可以將上述三分法改造為二分法,將合憲性解釋區分為有違憲疑慮的合憲性解釋(保全規則)和無違憲疑慮的合憲性解釋(單純解釋規則和沖突規則)。
   王書成:《論合憲性解釋方法》,《法學研究》2012年第5期,第51頁。
代表性的研究文獻,參見張翔:《兩種憲法案件:從合憲性解釋看憲法對司法的可能影響》,《中國法學》2008年第3期;周剛志:《論合憲性解釋》,《浙江社會科學》2010年第1期;劉練軍:《何謂合憲性解釋:性質、正當性、限制及運用》,《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10年第4期;前引,王書成文;黃卉:《合憲性解釋及其理論檢討》,《中國法學》2014年第1期;黃明濤:《兩種“憲法解釋”的概念分野與合憲性解釋的可能性》,《中國法學》2014年第6期;王鍇:《合憲性解釋之反思》,《法學家》2015年第1期;夏正林:《“合憲性解釋”理論辨析及其可能前景》,《中國法學》2017年第1期;朱福惠:《法律合憲性解釋的中國語境與制度邏輯——兼論我國法院適用憲法的形式》,《現代法學》2017年第1期。
   代表性的研究文獻,參見杜強強:《論民法任意性規范的合憲性解釋——以余麗訴新浪網公司案為切入點》,《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4年第6期;杜強強:《論合憲性解釋的法律對話功能——以工傷認定為中心》,《法商研究》2018年第1期。
   關于法院是否具有合憲性解釋的權力,學界已有共識,差異只在論證方法上。有學者以合憲性解釋不屬于憲法解釋為由承認普通法院的合憲性解釋權(參見前引,張翔文),有學者則在區分法院解釋權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最終解釋權意義上承認法院的合憲性解釋權(參見前引,黃卉文;前引,黃明濤文)。
   前引,蘇永欽書,第124頁以下。
   前引,張翔文,第115頁。
   參見前引,蘇永欽書,第70頁以下。
   參見前引,張翔文,第116頁。
   王利明:《法律解釋學導論——以民法為視角》,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470頁。
   參見馮健鵬:《我國司法判決中的憲法援引及其功能——基于已公開判決文書的實證研究》,《法學研究》2017年第3期,第51頁以下。
   參見前引,夏正林文,第288頁。
   陳道英:《我國民事判決中憲法言論自由條款的解釋——以2008-2016年103份民事判決為樣本》,《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7年第1期,第185頁。
   比較而言,德國的基本權利間接效力理論更受我國學者青睞,國內學界幾乎形成了一邊倒式擁抱德國間接效力理論的態勢。然而,德國的這一理論恰恰忽略了合憲性解釋的事實條件。在運用合憲性解釋方法裁判的“呂特案”“閃亮信號雜志案”“基金會案”等一系列判例中,德國憲法法院“裁判之意旨并未明示國家介入私人關系時應有如何之界限”(參見李惠宗:《憲法基本權與私法的關系——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判決解析》,收錄于我國臺灣地區最高司法機關編:《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判選集(六):憲法與私法》,臺灣裕文實業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27頁)。
   前引,黃卉文,第289頁。
   [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學》,吳越、丁曉春譯,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85頁。
   參見王澤鑒:《法律思維與民法實例:請求權基礎理論體系》,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頁。
   參見上官丕亮:《當下中國憲法司法化的路徑與方法》,《現代法學》2008年第2期,第4頁。
   謝維雁:《論合憲性解釋不是憲法的司法適用方式》,《中國法學》2009年第6期,第177頁。
   參見前引,王澤鑒書,第196頁。
   參見舒國瀅等:《法學方法論問題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91頁。
   王旭:《行政法律裁判中的合憲性解釋與價值衡量方法——對一個行政案件法律推理過程的具體考察》,《行政法學研究》2007年第1期,第127頁。
   參見前引,張翔文,第115頁。
   參見前引,王利明書,第469頁。
   前引,上官丕亮文,第11頁。
   [德]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詮釋學I: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征》,洪漢鼎譯,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418頁。
   前引,黃明濤文,第288頁。
   黃茂榮:《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頁。
   前引,王書成文,第60頁。
   [日]美濃部達吉:《公法與私法》,黃馮明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頁。
   譚清值:《行政處罰規范的合憲性解釋——基于66個行政處罰案例的實證考察》,《交大法學》2019年第1期,第140頁以下。
   林來梵:《憲法學講義》,清華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53頁。
   前引,魏德士書,第321頁。
   參見《關于“呂特事件”之判決》,黃啟禎譯,收錄于我國臺灣地區最高司法機關編:《西德聯邦憲法法院裁判選輯(一)》,臺灣達昌印刷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00頁以下。
   吳庚、陳淳文:《憲法理論與政府體制》,臺灣三民書局2013年版,第142頁。
   張嘉尹:《基本權理論、基本權功能與基本權客觀面向》,載翁岳生教授祝壽論文編輯委員會編:《當代公法新論(上)》,臺灣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53頁以下。
   這一論證思路借鑒了德國憲法理論中從基本權利抽象基本權利客觀價值秩序進而推導出基本權利第三人效力的論證模式(參見前引,張嘉尹文;張嘉尹:《論“價值秩序”作為憲法學的基本概念》,《臺大法學論叢》2001年第5期)。
   參見李海平:《基本權利間接效力理論批判》,《當代法學》2016年第4期,第56頁。
   參見鄭海平:《網絡誹謗案件中“通知—移除”規則的合憲性調控》,《法學評論》2018年第2期,第102頁。
   山東省東營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東民申字第48號民事裁定書。
   [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譯,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15頁。
   參見梁慧星:《民法學說判例與立法研究(二)》,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頁以下。
   《關于“法院對不平等民事契約之內容審查之憲法要求”之裁定》,李惠宗譯,收錄于我國臺灣地區最高司法機關編:《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判選集(五)》,臺灣文瑞印刷文具公司1994年版,第393頁。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5)一中民終字第02203號民事判決書。
   [意]彼德羅·彭梵得:《羅馬法教科書》,黃風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頁。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4)一中民終字第1677號民事判決書。
   我國合同法(1999)第52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一)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二)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四)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五)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
   前引,王利明書,第46頁。
   參見前引,張翔文,第115頁。
   前引,張翔文,第115頁。
   前引,魏德士書,第316頁。
   同上書,第322頁。
   [英]A. J. M.米爾恩:《人的權利與人的多樣性——人權哲學》,夏勇、張志銘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頁。
   前引,張翔文,第113頁。
   參見前引,魏德士書,第286頁。
   [德]卡爾·拉倫茨:《法學方法論》,陳愛娥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221頁。
   張翔:《合憲性解釋的兩個面向——答蔡琳博士》,《浙江社會科學》2009年第10期,第62頁。
文章來源:《法學研究》第3期。
發布時間:2019/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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